和英语70级学生在一起的日子

2014年04月27日 00:00 彭国柳 点击:[]

每天黄昏,尾随孙子的童车,信步在繁花绿荫的校道上,看着成群充满青春活力的学生们来去匆匆,我心潮起伏,35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

1970年夏,我们一批青年教师奉召从英德茶场五七干校返回广州,执行突击的校址搬迁任务——把可动校产从瘦狗岭搬到黄婆洞。我们小组主要负责为教师搬家,每日从早到晚装车卸车往返多次,累了就坐在颠簸的斗车里闭着眼睛稍作休息,根据车速快慢及车身倾斜的动感,我们隐约知道车子从瘦狗岭经过沙河大街折入麓湖公园,再转入景泰坑沿着柯子岭铁路边开进了黄婆洞新校址。然而我们从未看到卖瓜的黄婆,也不知那个“洞”在何方。只有中南林学院留下一座3层高的办公楼,一座破旧失修的教学楼,三栋学生宿舍和沥青盖顶、四面透风的竹棚礼堂。那些不敷分配的教工宿舍,也只能二户一宅地挤在一起,就连桂诗春教授也不例外,有的老师则只好在学生宿舍暂且安身。

经过紧张的搬迁和准备工作,11月份下旬,我们迎来了一批14—16岁的“小大学生”。因为广外是1965年才创办的,首届学生入学不到一年,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停课搞运动。眼看这样下去我国的人材将青黄不接,中央决定,从70年起在有两年以上实践经验的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考虑到外语的特殊性,特批我校从高一学生中选调学员,学制五年,故称“小大学生”。当年全校共招收了305人,其中英语178人为一系(次年并入四系为甲级),原广州外语学校初一英语学生186人为四系(次年改为四系乙级)。学生全部按军队编制,甲级分为3个排9个班,每个排即一个教学组。我是一排长兼2班的班主任,除了上课,每周还得和其他教师一样轮流与学生同住。从学生早操到晚上熄灯都得跟着,可谓既管学习又管生活。

不管怎么说,学校总算开学了,老师和学生都很高兴。但这批小大学生对英语可说是非常陌生的,几乎全是初学者(Raw beginners)。考虑到学生来自省内各地,受方言的干扰比较普遍,各教学组决定在语音阶段首先抓好正音纠音。规定学生每天早操后都要朗朗早读20分钟左右,发音较困难的学生旁边不仅总有教师巡回纠正,还专门为他们建立语音资料卡。记得有个别学生记不住单词,就干脆采用汉语注音办法,把英语单词toothbrush注音读成“兔子不拉屎”,着实逗得大家乐了好一阵子。但这种错误的学习方法很快就被纠正了。无独有偶,前不久从电视上看到广东台著名主持人尹婕与某一疯狂教师的访谈节目。那位先生对崇拜偶像的青年人说,吃鱼很麻烦,又要刮鱼鳞又要去腥,故fish这个词很好记,就是“费事”。这年头居然还有人这样教英语!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值得庆幸的是,当时我校荟萃了原中山大学外语系、暨南大学外语系的教师,拥有桂灿昆、杨绣珍、方淑珍、刘达康、王玉珍及朱道敏等语音专家以及一批发音纯正的中青年教师,大家分工为学生录音,供他们模仿,这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使全年级的整体语音水平提高很快,语音语调自然流畅。他们毕业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曾来我校挑选对外播音员,看中了一班的王桂珍、二班的张莎莎、三班的于雪莹等,还有别的语种的几位同学。王是好苗子,被留校悉心栽培,由于她对英语的悟性高,有粤语、潮州话和客家话三大方言的基础,再经自身刻苦努力,现已成为我校的英语语音学教授。

过了语音阶段,转入课文教学。文革前的统编教材当时已不再适用了。北外的许国璋教授到我校开研讨会时曾谦虚地说:你们不要再采用那套教材了。其实系里早已成立了教材组,多从《China Reconstructs》(《中国建设》)及《中国妇女》等外文期刊节选素材改编。曾昭科教授不仅自选自编自用,还采用盛极一时的《Aural-oral approach》听说领先教学法,深受一班学生的好评和欢迎。我去听课的那天教《刘胡兰》,课文篇幅颇长,从刘胡兰的家庭情况、童年生活到她参加革命直至壮烈牺牲。四节课除了课间操,一气呵成,把听说写糅合在一起,课堂上既紧张又活泼。第三节课人人都要上讲台复述,然后下去写成短文,交作业后才发教材阅读。只有在学生写的时候,曾教授才能坐下来摸出烟斗,填上香郁的古巴烟丝,稍稍放松一下。未能按时交卷的,必须劳烦其他同学替他打饭,而曾老先生自己则必然会在课室里奉陪到底。

第二天上课,先抽查几个同学的朗读,着重检查语音语调如何。待学生积累了一定词汇量之后,就开始抓写作,全排各班曾经出过一期英文墙报,是下乡劳动时采集到的农民“家史”,由学生自己编辑出版,教师不作任何批改。

那时广外占地四百多亩,生活条件较差,冬天无热水洗澡,课余还要开荒劳动收获的。花生、地瓜之类一般平均分配,教工的那部分分到个人,学生的则送学生食堂改善伙食。入学许久,学校通过学生家长的关系,才弄到一台锅炉解决热水供应的难题。另外不论是教学楼或学生宿舍,都是由学生轮流搞环境卫生。记得一次教学楼的男厕所堵塞了,粪水横流,臭气熏天。轮值的二班同学束手无策,我想要是有橡胶手套就好了。可又一想,文革这几年把非工农兵出身的人都打成“黑五类”,知识分子统统成了“臭老九”,我们的“臭度”和粪便比,相去不远。过去下乡劳动,和着猪粪牛屎的草木灰肥,不也是用手抓着撒吗?想到这儿,我把手伸进蹲厕掏了起来,屎水几乎到了肘部,这才发现里面是个U型管,难怪总也捅不通。一旁的二班班长也跟着我一块干。事后,我反复用旧牙刷刷洗,剪了指甲,还自我解嘲地想,师生两人都成“时传祥”了,只可惜刘少奇早已被打倒,无缘跟他握手照相了……

当年的学生正处在“混沌初开”的青春期,全年级男生多年纪小,精力充沛又十分好动,难免打打斗斗地恶作剧,因此日常管理占去我们不少精力,一些事也真让人哭笑不得。一天晚上,轮到我与学生同住,刚躺下就听到噼噼啪啪的打蚊子声,我问那同学放蚊帐之前为什么不先赶赶蚊子,他说赶了。我起床帮他重新弄一遍,可不一会儿,拍打之声又起。打开电筒一照,才发现他的蚊帐被人用刀片割了几个大口子,不进蚊子才怪呢。还有一次全连会操,要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好背包、带上水壶到操场集合。我们排学生动作最迅速,可唯独副排长兼一班长杨文棉缺席。我急忙跑回宿舍去找,只见他正用力在扯被同宿舍的淘气包钉死在木架床上的挎包。让我最引以为傲的是2班女生吴小玲,她不仅成绩在全年级名列前茅,毕业时还被外交部录取,后来派驻纽约联合国总部任高级翻译。1984年我以访问学者身份到匹兹堡大学进修结束回国前,曾到联合国总部去看她,她带我参观了安理会会议厅等场所。当时和她一起在那儿工作的还有我校孙受熊、唐荣华2位老师。

广外的教师热爱自己的工作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记得一天晚上11点左右,工宣队队长敲响了我的门,我奇怪地问他怎么知道我的住处。他说:走遍整个校园,除了路灯之外,亮灯的住户肯定都是教师。我没别的事,只是觉得你们太辛苦,进来说声早点休息吧。不打扰了!说完就走了。这席话当时是对教师莫大的嘉奖和安慰。至今我想起来心里还是甜滋滋的。

当年那些老教授们对曾经年青的我们更是爱护有加。低年级基础课教学多是年轻人的事,但他们却闲不住,自觉组织起来给我们培训:桂灿昆教授讲语音学、王宗炎教授讲语法修辞、戴镏龄教授讲词汇学,还有兼备3人特长的翁显良教授。真是受益匪浅啊。有一年春节前夕,我看到翁老师在走廊吸烟沉思,稀疏的头发挺长的,凭着在干校时学会的理发手艺,我自告奋勇提议为他理发。想不到平易近人的老先生欣然应允,让我施展一回才艺。后来老先生调回暨大,不久即与世长辞。但这次难得的理发却永远留在我的心中。

对于英语教学法,王宗炎教授是非常重视的。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假设全国(当时)有一百万在校大学生,如果能找到一个方法让他们的英语水平提早半年达标,则可节约50万人一年的时间。其意义远比开发一个大油田更为深远。当时以他为首的英语翻译组所译的《光荣与梦想》荣获省社科院的优秀奖。我校还和其他兄弟院系共同承担外交部委托的任务——把联合国恢复我国合法席位之前积压的文件全部翻译成中文,庞杂的工程是老教师带着新教师历经数年才得以完成的。还有文革后畅销的《汉英分类插图词典》,也是那几年由王多恩、翁显良、梁洪浩、曾宪才等近20位教师合力编纂出版的。

总之,那些年代,教师人人都尽心尽责,勤恳工作,学生也刻苦努力,年年长进。转眼五年过去,他们该毕业了。记得北京涉外单位来校挑选英才时,一份全年级的名单放在我的眼前,让我把表现好、成绩好的学生名单勾出来。我说:你们要得了那么多吗?因为这个年级优秀生太多了。考虑再三,我只好在一排三个班中各勾了15个,供他们挑选时参考。现在,这批人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业务骨干,有的还当了领导,每逢他们回校探望,我心里总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我尽到了一个教师应尽的责任。

(写于2005年9月5日,

作者退休前为副研究员)